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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哈薩克斯坦的“《瑪納斯》學”

      來源:《西北民族大學學報》日期:2016年09月20日

        一

        世界《瑪納斯》史詩的學術史,從產生到發展已經歷160多年的歷程。從16世紀毛拉·賽福丁·依本·大毛拉·沙合·阿帕孜·阿克色坎特(Saif ad-din Ibn Damylla Shah Abbas Aksikent)在其波斯文《史集》一書中首先記載《瑪納斯》史詩以來[1],至今已有300多年歷史。在這300多年里,是口頭史詩《瑪納斯》依然以自己的自然狀態在柯爾克孜族民間口口相傳,從來沒有停息。但是,直到19世紀下半葉,這部世代以口頭形式流傳發展的史詩才開始是引起世界學術界的關注,并開始得到各國學者搜集、整理、翻譯和研究,直至到到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世界性的研究學科“《瑪納斯》學”[2]。

        真正的學術意義上對《瑪納斯》史詩進行較系統全面搜集和研究的,開始于19世紀80年代。1856年,俄國哈薩克民族學家,沙俄軍官喬坎·瓦里哈諾夫(Chokan Chingisovich Valikhanov)[3]在其《準噶爾游記》一書里,對《瑪納斯》史詩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并且發表了史詩片段《闊闊托依的祭典》。喬坎·瓦利哈諾夫是《瑪納斯》學術史上第一個正式采錄和搜集《瑪納斯》史詩文本的人,也是第一個對史詩給予科學評價的學者。他所搜集的《瑪納斯》史詩傳統章節“闊闊托依的祭典”早已引起世界史詩學界、突厥學界的關注,成為《瑪納斯》史詩研究史上極為重要的內容,開創了這部流傳千年的口頭史詩開始走向書面定型化之路的一個新紀元。隨后,德裔俄羅斯突厥學家維·拉德洛夫(V.V.Radloff)[4]在其編著《北方諸突厥部落的口頭文學典范》叢書第五卷前言《論喀拉-柯爾克孜(吉爾吉斯)的方言》中,也對《瑪納斯》史詩,尤其是對《瑪納斯》史詩歌手的演唱特色、口頭創編方式以及傳承形式等有廣泛的論述。他在此卷前言中對于瑪納斯奇表演史詩現場的論述,對于瑪納斯奇用現成的“公用段落”創編史詩的討論以及對柯爾克孜族史詩歌手與荷馬的比較研究啟發了西方經典的“荷馬問題”專家,并對后來影響世界民俗學界的“口頭程式理論”(即帕里-洛德理論)的產生起到了很大的啟迪作用。從20世紀初開始,隨著《瑪納斯》史詩文本資料的不斷發現、刊布和翻譯,世界各國學者對這部史詩的研究也不斷走向深入。世界《瑪納斯》學也逐漸成形,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展。目前,史詩已有漢、柯爾克孜、俄、英、日、德、土耳其、哈薩克、蒙古、烏茲別克、法等多種文字的譯文章節或整部的內容。眾多學者從不同的異文人手,從人文、歷史、文學、哲學、民俗、口頭詩學甚至軍事、醫學等不同的角度對史詩展開研究,并不斷取得成績,展示了《瑪納斯》史詩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5]。其中,在前蘇聯時期,哈薩克斯坦是《瑪納斯》學發展的一個重鎮,不僅有很多學者從事過《瑪納斯》史詩的研究,而且曾經出現過一大批《瑪納斯》研究者。其中,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Muhtar Ayezov,1897-1961)、阿里凱·馬爾古蘭(Alikey Margulan,1904-)兩位學者的研究在國際《瑪納斯》學領域頗具影響,他們的研究成果在世界《瑪納斯》學中占據顯要位置,至今得到人們的參考、引用和討論。本文除了介紹哈薩克斯坦20世紀《瑪納斯》研究輪廓之外,將重點論述和介紹上述兩位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和影響。

        二

        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作為一名出生在中亞哈薩克斯坦的哈薩克族作家曾以自己的四卷本長篇小說代表作《阿拜之路》于1949年,1959年先后獲得前蘇聯國家獎和列寧文學獎,成為當時前蘇聯少數民族作家中為數不多的具有國際影響力著名作家,堪稱是20世紀哈薩克文學巔峰,被稱為阿拜第二。他的這部長篇小說以19世紀哈薩克詩歌大師和哲學家、音樂家阿拜的身世為題材,屬于歷史性、傳記性長篇小說,被翻譯成世界上70多種語言,堪稱世界傳記小說的經典之作[6]。除了小說之外,他還以自己的戲劇創作開創了哈薩克現代戲劇的先河。同時,他又以自己影響卓著的學術研究成果,成為前蘇聯哈薩克、吉爾吉斯等中亞各民族文學及民間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并曾當選哈薩克斯坦科學院院士。因此在當時,他是中亞地區民族文學界及學術界都是舉足輕重的。

        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是20世紀哈薩克斯坦“《瑪納斯》學”的開拓者。他從29世紀30年代初便開始關注和研究《瑪納斯》史詩,并用哈薩克文、吉爾吉斯文以及俄羅斯文發表各類論文。他在《瑪納斯》學方面的功績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全身心地投入到《瑪納斯》史詩的研究之中,并寫出了頗具學術含量的論著,用自己的學術思想引領了前蘇聯“《瑪納斯》學”的學術方向。第二、在關鍵時刻站出來據理力爭,指明了《瑪納斯》是一部生長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具有高度人民性的偉大作品。

        20世紀50年代初,前蘇聯極左思想的影響下,以《瑪納斯》為代表的蘇聯各民族優秀的民間文化成果遭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全面否定,甚至想將其莫須有地劃為浸透著封建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想和伊斯蘭宗教思想的反動作品加以批判,妄圖將這部在民間傳唱了一千多年的偉大史詩打入冷宮。1952年6月6日至10日蘇聯科學院,經過精心準備在吉爾吉斯坦首都伏龍芝(即現在的比什凱克)組織召開了一次全蘇聯范圍內的《瑪納斯》史詩大型學術研討會。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面對有些學者對《瑪納斯》史詩的各種誤讀,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維護了史詩的本真性和深厚的人民性,在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次會議無論從籌備到學術討論都堪稱前蘇聯關于《瑪納斯》史詩的最重要的學術研討會,推進和引領了了前蘇聯20世紀下半葉“《瑪納斯》學”的發展進程和發展方向。為了配合學術研討會的成功召開以及對《瑪納斯》史詩相關的一些核心問題得出更加科學的結論,會議之前,吉爾吉斯斯坦各類報刊上就開始有大量文章發表,對于《瑪納斯》史詩的研究和討論開始發酵,引發了一場展大討論。當時集中發表的論文數量有數十篇,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和研究了《瑪納斯》史詩很多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對即將召開的學術會議的許多論題的討論起到了很好的啟迪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學術會議的學術含量。

        這次研討會的主要議題是《瑪納斯》史詩的人民性問題。作為大會發言的論文分為兩組。第一組的大會主旨發言題目為《論<瑪納斯>史詩的人民性問題》(發言人為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通訊院士,A.K.波諾夫考弗教授)。其他發言題目為1、《關于<瑪納斯>史詩的人民性》(發言人為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語言、文學、歷史研究所所長,語文學副博士A.D.多來提凱迪耶夫);2、《關于<瑪納斯>史詩的人民性問題》(發言人為民俗學家M.I.博格達諾娃)。第二組的大會主旨發言題目為《論<瑪納斯>史詩的多種異文》(發言人為O.賈科謝夫)。其他發言題目為:1、《論卡拉拉耶夫[7]的唱本》(發言人為著名詩人K.馬利考夫);2、《<瑪納斯>史詩最早的記錄本文》(發言人為蘇聯科學院東方學家,語文學副博士A.A.瓦利托瓦);3、《論<瑪納斯>史詩額·阿布熱合曼諾夫的變體》(發言人為語文學副博士B.凱熱木江諾娃);4、《關于<賽麥臺>的人民性問題》[8](發言人為詩人A.托坤巴耶夫);5、《論<瑪納斯>史詩第三部<賽依鐵克>》(發言人為作家T.斯迪克別科夫)。除了上述預先確定的發言人之外,大會發言還包括蘇聯作家協會民族文學委員會主席L.I.克利莫維奇的《論<瑪納斯>史詩研究的現狀及今后的任務》;著名哈薩克作家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蘇聯歷史學家A.伯恩什塔姆博士,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院士B.尤奴薩利耶夫博士等[9]。

        面對不同觀點、不同思想的激烈碰撞和交鋒,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根據自己多年來對于《瑪納斯》史詩的研究實踐經驗,對那些認為《瑪納斯》史詩是完全是一部充斥著封建主義思想的產物等片面而極端的思想觀點勇敢而大膽地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并提出由人民集體創作的這部史詩是一部具有鮮明人民性的偉大作品。然后,他提出《瑪納斯》史詩對于吉爾吉斯(柯爾克孜)人到底有沒有用?有沒有可能在整合多個演唱異文的基礎上編寫出一個綜合整理本?如果這個有可能,那么有誰來做這件事情?等三個問題,并對此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具體意見。在自己的意見中,他對史詩的歌手、史詩的內容、史詩的結構以及史詩的產生年代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而他的這些觀點成為他后來發表的長篇論文的核心內容。

        他的第一篇關于《瑪納斯》的論文早在1937年在阿拉木圖以《<瑪納斯>:吉爾吉斯人民的英雄詩篇》題為用哈薩克文發表。之后,這篇論文經過大量補充和修改以更大的篇幅于1959年在阿拉木圖編入論文集中出版。1961年,這篇長文還分別在吉爾吉斯斯坦伏龍芝(現比什凱克)、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以及莫斯科出版。1969年,又以《吉爾吉斯(柯爾克孜)人民的英雄史詩<瑪納斯>》[10]為題用俄羅斯文再次在莫斯科出版。他的這篇篇幅很長的論文堪稱是他研究《瑪納斯》的代表作。在這篇宏贍詳實的論文中,他對史詩的演唱者,史詩的多種異文,史詩內容與結構的基本特征,史詩的主題及情節,史詩的產生年代,史詩的英雄人物形象,史詩語言的藝術性,史詩與東方民族史詩遺產的關系等關涉這部史詩的一些重大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論文主要分為“史詩的歌手”、“對于史詩內容的扼要分析”、“史詩《瑪納斯》產生的年代”、“史詩《瑪納斯》的特點和形象”、“《瑪納斯》的語言藝術手法”等五個部分。在關于《瑪納斯》史詩歌手瑪納斯奇的論述中他首先通過對薩恩拜·奧諾茲巴考夫、凱樂迪別克、巴雷科、特尼別克10-20世紀幾位著名瑪納斯奇身世的分析,對瑪納斯奇的身份作了界定,并指出真正的史詩歌手“交毛克楚”從來不演唱短小的民歌,并以此將史詩歌手同一般的民歌手區分開來。在討論瑪納斯奇通過神靈夢授學會史詩的觀點時指出,“真正的《瑪納斯》歌手總是把自己的唱詞看作是某種天意的啟示,把它解釋為一種超自然力的干預,而這種超自然力仿佛在招引他們去執行這項使命[11]”。在關于瑪納斯奇學習、演唱和創作問題上,他指出瑪納斯奇是在家族之內受先輩的影響而開始學習《瑪納斯》并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地吸收同代歌手的演唱內容,但是家族傳承占據顯著地位。與此同時,他還通過將《瑪納斯》傳統同芬蘭的《卡列瓦拉》和荷馬史詩、俄羅斯口頭傳統以及將不同瑪納斯奇的演唱內容進行比較之后指出,歌手演唱時總是會將自己背的滾瓜爛熟的內容與現實場景結合起來,把很多現成的“套語”融入自己的演唱之中,這一觀點實際上是來自于19世紀突厥語學家拉德洛夫的觀點[12]。他還對史詩歌手的記憶和背誦,史詩歌手的社會文化背景對于歌手的影響,史詩歌手個人才能的發揮以及聽眾對于歌手的影響,史詩歌手的流派,史詩歌手在演唱史詩時如何配著音樂、附加手勢動作和面部表情進行演唱,對傳統史詩內容在何種程度上進行加工和在創作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指出史詩的形成有著悠久的歷史,它反映了許多時代的種種事件,不同歌手的創作在它上面打上了烙印。因此,其情節和結構是非常復雜的。針對史詩的內容,通過對不同異文的詳細比較之后,他指出史詩的內容可以分出“瑪納斯的誕生和童年”、“出征”、“阿勒曼別特—第一個助手和結義兄弟的到來”、“闊闊托依的祭奠”、“瑪納斯與卡妮凱結婚”、“瑪納斯族親闊茲卡曼人的陰謀”等一些重大的章節主題,這些主題交織出現在整部史詩里,構成一個有機的完整的情節結構[13]。與此同時,對個個章節都進行了很詳細的論述和分析。在關于《瑪納斯》史詩產生年代的討論中,他根據古代柯爾克孜族歷史資料、古代碑銘并借鑒前蘇聯歷史學家B.B.巴托爾德的觀點指出《瑪納斯》史詩中保留和沉淀了古代柯爾克孜族神話時代到17-18世紀柯爾克孜族歷史的脈絡,在討論史詩產生年代的問題是一定要考慮史詩本身所蘊含的歷史資料,歷史背景、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還原和論證。在討論史詩的特點和形象時指出“無論對于主要人物還是次要人物,歌手都作出了總體的描繪。他有一套現成的、好像從臉上摘下來的臉譜,這些臉譜或表現憤慨,或表現盛怒,或表現歡樂,它們作為一種不變的固定的肖像被歌手在各種必要的場合加以運用。[14]”中心的完整的人物形象常常以多方面的、各式各樣的周圍環境加以襯托?,敿{斯周圍的人和動物,包括妻子、朋友、同伴、奴仆和一些稱臣的汗王以及坐騎等的布局保持著固定的對稱原則,多呈現出飽滿生動的性格特征。在論文的最后,作者還對《瑪納斯》史詩的語言藝術手法進行了簡短的討論,從每一段章節的開始到結束,戰斗場面的描述和渲染,描寫、敘述、戲劇化特征、獨白等故事敘述手法及各種民歌、神話等敘述素材的運用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三

        阿里凱·馬爾古蘭是前蘇聯地理學會會員,語文學博士,哈薩克斯坦科學院院士。他堪稱哈薩克斯坦的學術大家,著作等身,在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及文化人類學、文學等方面發表的論著超過300多種,是前蘇聯時期中亞地區著名的社會科學家。除了自己的課題研究之外,他在1957-1967年十年間帶領一個學術團隊精心匯編了19世紀哈薩克民族學家喬坎·瓦里哈諾夫的6卷本文集。其中就包括后者對于《瑪納斯》史詩的研究和搜集的資料。阿里凱·馬爾古蘭對于《瑪納斯》史詩的研究也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經過長時間堅持不懈的苦苦搜尋終于從封塵的檔案中找到了喬坎·瓦里汗諾夫于19世紀50年代從瑪納斯奇口中記錄的文本資料并將其加以堪布。第二就是在這個文本的基礎上結合各種新發布的資料對史詩進行系統的研究。

        他科學而系統地梳理了喬坎·瓦里汗諾夫對于《瑪納斯》史詩的搜集和研究,并根據自己的深入縝密的探討于1971年在阿拉木圖出版了用哈薩文撰寫的專著《喬坎與<瑪納斯>》。這本專著的出版在當時的《瑪納斯》學界引起很大反響。1973年,他又在阿拉木圖翻譯出版了喬坎·瓦里哈諾夫搜集的《瑪納斯》重要傳統片段“闊闊托依的祭奠”的單行本《闊闊托依的祭奠》。

        阿里凱·馬爾古蘭于1971年出版的專著《喬坎與<瑪納斯>》的內容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主要是作者對《瑪納斯》史詩的研究,第二部分則主要是喬坎·瓦里哈諾夫1856年在柯爾克孜(吉爾吉斯)族地區用阿拉伯字母記錄的“闊闊托依的祭奠”手抄本的影印本。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回顧和梳理了《瑪納斯》史詩最初的搜集記錄過程,然后介紹彼得堡、喀山、厄姆茨克等地檔案館中收藏的史詩的某些片段,并通過歷史比較視野對史詩的故事情節、結構加以細致的評述。當然,他的研究主要是把《瑪納斯》史詩中的一些章節同哈薩克社會歷史聯系起來,試圖從史詩內容中尋找哈薩克族的歷史發展軌跡以及不哈薩克部落譜系之間的關聯性。其中有些觀點不乏偏頗和商榷之處。當然,這是因為作者對史詩后來堪布出版的比較完整的文本內容不熟悉,并且沒有全面地將完整的史詩文本同史詩的早期記錄片段進行深入對比研究造成的結果。針對《瑪納斯》史詩的產生年代問題,他也遵從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和A.伯恩什塔姆關于史詩產生于9至10世紀柯爾克孜人的祖先推翻回鶻汗國的歷史時期,并對此進行了進一步論證。第二部分所收入的文本“闊闊托依的祭奠”是《瑪納斯》史詩最重要的傳統章節之一,描述的是歷代《瑪納斯》史詩歌手們用的雄渾的史詩語言營造出的史詩傳統的經典篇章之一,經過了歷代史詩歌手的精雕細琢,不僅氣勢恢宏,語言華麗,而且史詩情節的發展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是《瑪納斯》史詩第一部中不可或缺的內容,繼喬坎·瓦利哈諾夫之后被記錄的所有著名唱本中都無一遺漏地出現,深受聽眾喜愛[15]。其次,這一篇章集中反映了古代草原游牧民族喪葬習俗和賽馬、摔跤、射箭、馬上角力等真實的民俗生活場景、凸現了他們民族榮辱觀、以及部落聯盟的性質、各部族之間的關系等豐厚的內容,對了解和研究游牧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三,也許喬坎·瓦利哈諾夫諳熟作為西方文學的源頭《伊利亞特》、《奧德賽》等經典史詩,而“闊闊托依的祭典”與《伊利亞特》第23卷中,阿基硫斯為獻身疆場的希臘英雄帕特洛克羅斯舉辦的喪葬儀式中的描述有異曲同工之妙。希臘人在追悼亡靈時,也像吉爾吉斯人一樣,要舉辦戰車比賽、摔跤、射箭、角斗、賽跑等活動來取悅亡靈[16]。在這個大型祭典活動中,不僅各路英雄悉數登場,各種獨特的民俗文化得以集中體現,而且在賽馬、射箭、摔跤等古代英雄三項競賽活動中各路英雄之間為了贏得競賽的勝利和獲得榮譽而凸現錯綜復雜的矛盾,為史詩后面情節的發展埋下了很多伏筆。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文本還通過英國倫敦大學資深教授亞瑟·哈圖(A.T.Hatoo)的轉寫和翻譯于1985年在劍橋大學出版[17]。亞瑟·哈圖將這個文本首先轉寫成西方學者能夠接受的拉丁字母文本,然后進行了英譯,出版時還撰寫了前言和后記并加上大量的注釋,使得英譯本的學術含量得到很大提升,不僅擴大了《瑪納斯》史詩在西方的影響,也為西方學者了解和研究《瑪納斯》提供了便利條件[18]。

        此外,阿里凱·馬爾古蘭1985年在阿拉木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古代歌謠與傳說》中收入了作者長篇系列論文《吉爾吉斯人民的英雄史詩<瑪納斯>·喬坎與<瑪納斯>》以及由喬坎·瓦里哈諾夫搜集,由阿里凱·馬爾古蘭翻譯成哈薩克文的《瑪納斯》重要傳統片段“闊闊托依的祭奠”。其中,系列論文由《<瑪納斯>史詩的搜集記錄史》、《<瑪納斯>史詩中闊闊托依汗王的傳說》、《論史詩的內容與情節結構》、《史詩中的英雄傳統、人名、氏族名及其歷史根源》、《論<瑪納斯>史詩的產生年代》等五篇論文組成,作者根據自己多年的資料搜集,以廣闊的視野,深厚扎實的理論功底對《瑪納斯》史詩從多個側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并通過對史詩內容的細致分析,借鑒和融合前輩學者的觀點,對史詩的產生年代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瑪納斯》史詩是一部經過長期積淀,吸收容納不同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事跡,在漫長的社會歷史背景下逐步完善的英雄史詩,它折射出柯爾克孜族原始神話、突厥汗國時期的神話歷史傳說、古代柯爾克孜族喪葬等古老習俗中的送葬歌、哭喪歌等古代民歌以及鄂爾渾-葉尼塞古代碑銘,甚至與《烏古思汗傳》、《突厥語大詞典》中的一些內容具有相輔相成的關聯性。[19]

        四

        在上述兩位大師學者的引領下,20世紀的哈薩克斯坦一直成為《瑪納斯》學的重鎮??v觀20世紀哈薩克斯坦的“《瑪納斯》學”,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就有學者發表《瑪納斯》史詩的研究論著,而且這種趨勢一直延續至今。我們可以就哈薩克文發表和出版的有關《瑪納斯》史詩的研究論著以及《瑪納斯》文本翻譯情況按年代順序做一個粗略的統計。1937年,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的論文《<瑪納斯>:吉爾吉斯人民的英雄史詩》在阿拉木圖發表;1945年,赫·阿依達爾奧瓦在阿拉木圖出版專著《喬坎·瓦里汗諾夫》;1961年,《瑪納斯》史詩四卷本第一部《瑪納斯》第一卷哈薩克文翻譯本在阿拉木圖出版,前言由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撰寫;同年,他的以《吉爾吉斯人民的英雄史詩<瑪納斯>》為題長篇論文分別在伏龍芝、阿拉木圖和莫斯科用俄文出版;同年,阿里凱·馬爾古蘭在阿拉木圖發表《喬坎·瓦里汗諾夫的學術研究活動》;1962年,《瑪納斯》史詩四卷本第一部《瑪納斯》第二卷,第二部《賽麥臺》一卷本,第三部《賽依鐵克》一卷本哈薩克文翻譯本在阿拉木圖相繼出版;1964年,K.朱馬里耶夫的論文《<瑪納斯>與瑪納斯奇》在《哈薩克文學》發表;同年,阿里凱·馬爾古蘭在阿拉木圖《哈薩克消息報》發表《喬坎記錄的<瑪納斯>資料》;1966年,K.朱馬里耶夫在阿拉木圖發表《論<瑪納斯>史詩的風格機藝術特征》;1967年,K.庫達伊別爾干諾夫在伏龍芝發表《喬坎、穆合塔爾與<瑪納斯>》;1971年,阿里凱·馬爾古蘭于阿拉木圖出版專著《喬坎與<瑪納斯>》;1972年,哈薩克斯坦出版紀念文集《同時代的人對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的回憶》,其中收入有關于他對《瑪納斯》史詩的研究;1973年,阿拉木圖翻譯出版了喬坎·瓦里哈諾夫搜集的《瑪納斯》重要傳統片段“闊闊托依的祭奠”的單行本《闊闊托依的祭奠》;同年,阿拉木圖出版了A.姆斯諾夫的《哈薩克-吉爾吉斯文學典范中民族主題的藝術展現》一書;1985年,阿利凱·馬爾古蘭的論文集《古代歌謠與傳說》,在阿拉木圖,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5年,在阿拉木圖出版了論文集《人類的<瑪納斯>》,其中收入了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的《吉爾吉斯人民的英雄史詩<瑪納斯>》、阿里凱·馬爾古蘭的《喬坎與<瑪納斯>》、別迪拜·熱合曼庫勒的《<瑪納斯>與哈薩克史詩傳統》、E.迪爾必賽林的《喬坎論<瑪納斯>》、N.木汗買提哈努力《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論<瑪納斯>》等五篇論文;2005年,在別迪拜·熱合曼庫勒的五卷本中收入了《<瑪納斯>史詩中對哈薩克的描述》、《喬坎與吉爾吉斯口頭文學》兩篇的論文。除了以上幾位學者之外,J.達達巴耶夫、A.C.布里達巴耶夫等學者也曾對《瑪納斯》史詩進行過或多或少的研究,也都曾發表過相關論文。

        從以上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哈薩克斯坦的“《瑪納斯》學”研究論文相對比較集中在對于喬坎·瓦里汗諾夫及其《瑪納斯》的搜集研究;《瑪納斯》史詩與哈薩克史詩傳統以及歷史文化的比較研究;《瑪納斯》史詩與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的研究以及《瑪納斯》史詩專題研究等幾個方面,足見哈薩克學者對《瑪納斯》史詩的重視。同時也說明,《瑪納斯》史詩在研究哈薩克族等中亞各民族的歷史文化、口頭文學傳統、語言及民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毫無疑問,哈薩克斯坦的“《瑪納斯》學”一定會綻放出更加絢麗的色彩。我們相信,隨著新生代學者的崛起,在世界“《瑪納斯》學”領域定會有更多哈薩克學者的優秀成果出現。

        [基金項目]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柯爾克孜族百科全書《瑪納斯》綜合研究(13&ZD144)”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 阿地里·居瑪吐爾地(1964-),男(柯爾克孜族),新疆阿合奇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北方室主任、博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 15世紀末16世紀初生活在中亞的一位名叫塞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斯·阿克斯坎特(Saif ad-din Ibn Damylla Shah Abbas Aksikent)以及其子努爾穆哈買特(Nurmuhammed)兩位吉爾吉斯(柯爾克孜)學者在他們所撰寫的《史集》(Majmu Atut-tabarih)一書中記載了《瑪納斯》史詩第一部的一部分情節,敘述了主人公瑪納斯等史詩中一些人物的事跡。從《史集》所記載的內容中人們能感受到《瑪納斯》史詩的大致輪廓—參見阿地里·居瑪吐爾地:《16世紀波斯文<史集>及其與<瑪納斯>史詩的關系》,《民族文學研究》,2002年第三期。

        [2] 參見馮驥才總主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百科全書:史詩卷(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年,第670頁;《<瑪納斯>百科全書》,第一卷,“《瑪納斯》學”條,第337-338頁,比什凱克,吉爾吉斯斯坦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

        [3] 參見阿地里·居瑪吐爾地:《喬坎·瓦里汗諾夫及其記錄的<瑪納斯>史詩文本》,《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4期;另見A.T.Hatoo, ed. Memorial Feast For Kökötöy-Kh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77.

        [4] 維·維·拉德洛夫(1837—1918):德裔俄國民族志學家。他曾于1862年和1869年在中亞吉爾吉斯地區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調查,記錄了《瑪納斯》史詩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文本以及這部史詩第二部和第三部的部分章節共計12454行,并于1885年在圣彼德堡把這個文本編入自己的系列叢書《北方諸突厥語民族民間文學典范(Proben der Volkslitteratur der Nördlichen Türkischen Stämme)》第五卷(《論卡拉-柯爾克孜(吉爾吉斯)的方言》(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中刊布。

        [5] 參見阿地里·居瑪吐爾地:《<瑪納斯>史詩在西方的流傳和研究》,《伊犁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瑪納斯>史詩國內外研究綜述》,見阿地里·居瑪吐爾地:《口頭傳統與英雄史詩》,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7-71頁。

        [6] 參見阿地里·居瑪吐爾地:《中亞民間文學》,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13頁。

        [7] 薩雅克拜˙卡拉拉耶夫(Sayakbay Karalayev 1894-1971):吉爾吉斯斯坦著名瑪納斯奇,是20世紀瑪納斯奇中演唱內容最長的一位。他的唱本包括史詩第一部《瑪納斯》、第二部《塞麥臺》、第三部《賽依鐵克》以及第四部《凱南》、第五部《阿勒木薩熱克和庫蘭薩熱克》等,共計500553行。

        [8] 《賽麥臺》為《瑪納斯》史詩系列史詩譜系之第二部。

        [9] 參見《<瑪納斯>百科全書》,比什凱克,第一卷,1995年,第307頁。

        [10] 參見《人類的<瑪納斯>》,阿拉木圖“Rayan”出版社,1995年,第6-100頁;漢譯文見《中國史詩研究》(1),馬倡議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3-279頁。

        [11] M.阿烏埃佐夫:《吉爾吉斯民間英雄詩篇<瑪納斯>》,馬倡議譯,載《中國史詩研究》(1),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5頁。

        [12] 維·維·拉德洛夫:《北方諸突厥語民族民間文學典范第五卷前言:論卡拉-柯爾克孜(吉爾吉斯)的方言》,漢譯文參見阿地里·居瑪吐爾地:《<瑪納斯>史詩歌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41-262頁。

        [13] 參見M.阿烏埃佐夫:《吉爾吉斯民間英雄詩篇<瑪納斯>》,馬倡議譯,載《中國史詩研究》(1),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6頁。

        [14] 同上。第261頁。

        [15] 托汗·依薩克:《<瑪納斯>史詩五個唱本中“闊闊托依的祭典”一章的比較研究》,《民族文學研究》,2003年第三期。

        [16] 見《伊利亞特》第23卷。

        [17] A.T.Hatoo,ed. The Memorial Feast For Kökötöy-Khan;A Kirghiz Epic Poem edited for the first time a photocopy of the unique manuscript wit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77,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olume 33.

        [18] 關于A.哈圖對于《瑪納斯》史詩的研究參見李粉華,《亞瑟·哈圖對于史詩學的學術成就評介—以亞瑟·哈圖對<瑪納斯>史詩的相關研究成果為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論文,2014年。

        [19] 阿利凱·馬爾古蘭:《古代歌謠與傳說》,阿拉木圖,作家出版社,1985版,第191-2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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