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文化背景

　　“中央亞細亞之地，在人類文化史上，久居重要地位，它一方面是許多風俗習慣和藝術發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間的媒介。”[3]

　　眾多的考古發現已經明確的向世人表明了中亞在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不僅是人類最古老的居住區之一，而且也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南土庫曼的哲通文化是中亞原始農業文化的典型之一。阿姆河北的克米納特爾文化則是牲畜家養文化的典型。[4]公元前3000年時，青銅在中亞已經廣泛使用，而且從這一時期的遺址中出土的眾多馬骨表明中亞是世界上最早馴養馬的地區。“野馬的最早豢養始于中亞，所謂馬的文化，即以馬供拉拽之用，較后加以乘騎，就是從中亞地區漸傳到世界他處去的。因而若干和馬有關的事情，如馬鞍及較后發明的踏蹬亦起源于中亞”。[5]游牧文化和農業文化在這里相得益彰，游牧人和農耕人在這里長期抗衡相爭，征戰往還，演出了一場又一場驚心動魄的歷史畫面。

　　它被稱為是亞洲的心臟，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是古代絲綢之路必經的古代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和紐帶。古代的“絲綢之路”不僅將伊朗、印度、中國、阿拉伯和希臘文明碰撞交匯，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宗教在這里交替更迭，阿爾泰、漢藏、印歐語系各民族在這里交錯影響彼此交融，使這里既具有獨創的原始文明成果，也有歐洲型、歐亞混合型和東方型文化的內容。東西方文明的成果沉淀在這片土地上，使這里原生的古老文明不斷吸納來自東方和西方的各種文化的營養，呈現出充滿活力，獨具特色的文化魅力。怪不得20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回答日本學者池田大作于1968年在討論關中國對世界和平發揮作用等問題時向他提出希望自己出生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時說：“公元一世紀佛教已傳入的中國新疆”。[6]

　　學術界對于中亞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劃分。“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定，全部或部分屬于中亞地區的國家共有七個，既：阿富汗、中國、印度、伊朗、蒙古人民共和國、巴基斯坦和蘇聯。就中國來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青海省、甘肅省河西走廊、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等地都屬于中亞地區范圍。中亞是一個純地理名詞。自古以來，中亞即分屬于各個不同國家，其中一部分地區是中國的領土，其它地區也和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關系。”[7]這是一個廣義“大中亞”的概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是在綜合了各國學者對“大中亞”范圍的見解，在發起編寫的《中亞文明史》中所規定的中亞地區就包括：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青海、新疆，阿姆河、錫爾河流域，哈薩克草原南部，伊朗東北部，阿富汗北部，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8]前蘇聯解體之后，學術界通常使用狹義的“小中亞”概念，既把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五個國家所占據的地域稱為中亞。在這里，中亞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概念。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長期相互交融的現實，絲綢之路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學上呈現出彼此交融影響又各具本民族特色的五彩紛呈的局面。就突厥語諸民族的文學而言，越是早期文學越呈現出民族邊界的模糊性，而隨著民族屬性和民族認同逐步清晰化，從近代開始才出現了比較清晰的分界線。15世紀之前的很多突厥語文學家及其經典著作直到今天還經常出現民族屬性難以確定的尷尬局面。因此，為了表述的方便，同時也考慮到新疆和中亞跨界民族文學具有淵源關系的現實，本文將在全球化的“一路一帶”思維框架下，純粹從學術的角度把新疆各民族和中亞跨界民族的文學納入到一個整體中加以審視和探討。

　　歷史上，絲綢之路在世界范圍的文化、觀念和藝術品的傳播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中間角色。中國的絲綢在羅馬出售，而羅馬的黃金則輸出到西北印度和中亞。與商業的交流相平行，文化交流的內容也極為豐富。希臘羅馬藝術的影響在絲綢之路上隨處可見。佛教從印度沿絲綢之路傳到中國。貴霜眾神由前瑣羅亞斯德教、瑣羅亞斯德教(又稱拜火教或祆教)、希臘-羅馬以及印度教和佛教神話中的神祗所組成。[9]公元6世紀，突厥在漠北的勃興以及不斷地向西遷徙，公元7-8世紀阿拉波帝國的興起和進入中亞也給中亞的歷史和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公元552年(西魏廢帝元年壬申，北齊天寶三年，梁大寶三年)伊利可汗稱汗建國，開創了突厥歷史的新紀元。[10]公元583年，突厥分裂為東西兩個汗國，中亞逐處于西突厥汗國的統治之下。公元651年，唐帝國擊破西突厥，在中亞建立了自己的統治。唐帝國在中亞實行羈縻府州制，任命當地各族首領擔任行政長官，唐帝國并不過問其貢賦版籍，但當地統治者需向唐帝國稱臣納貢、遣子入侍。[11]從那時起，先前操突厥語的各個部族開始大量在中亞定居，形成了目前居住中亞的各民族的基本格局。7世紀末，阿拉伯帝國興起。它滅波斯、進攻并占據了中亞。阿拉伯帝國統治時期，中亞各突厥語民族被迫放棄原先所信仰的原始的薩滿教、佛教和祆教而改信伊斯蘭教。此后，伊斯蘭教便逐漸成為新疆和中亞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各突厥語民族與當地民族逐步在宗教、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融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突厥語族伊斯蘭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長時間的融合滲透，伊斯蘭教雖然最終成了在中亞各民族中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但是它對中亞各民族意識形態以及生活習俗的影響有現有后，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薩滿教巫術和巫醫術在中亞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及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有著較為廣泛的傳播，用薩滿教的特定方式表達情感、喪葬祭祀以及宗教儀式，古老部落民眾以及小手工業者的神靈崇拜體系，對于薩滿和部落首領的崇拜，最初的部落神等都成為中亞各民族宗教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12]。吉爾吉斯(柯爾克孜)、哈薩克、卡拉卡勒帕克等中亞的一些主要民族在進行農業生產的同時一直保持著自己傳統的游牧生活方式，逐水草流動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使他們相對于其他民族在接受伊斯蘭教方面要晚一些，直到今天還保持著明顯的薩滿教文化特征。

　　古代新疆及中亞在城鎮建設方面也曾是非常有名的。位于新疆的龜茲、喀什，位于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撒馬爾罕、布哈拉，位于吉爾吉斯境內的巴拉撒袞、碎葉等曾經都是古代絲綢之路上舉世聞名的城鎮。撒馬爾罕在14-15世紀帖木爾帝國建立時曾一度成為中亞地區藝術文化的中心。被譽為中亞“小麥加”的布哈拉城曾于公元10世紀成為薩曼王朝的首都，是中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其建立不完于公元1世紀。

　　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是生活在新疆及沿絲綢之路的中亞西亞各國各地區的各民族所使用的語言。操突厥語族的主要是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吉爾吉斯語)、烏孜別克語(烏茲別克語)、土耳其語、塔塔爾語(韃靼語)、阿塞拜疆語、土庫曼語、諾蓋語、楚瓦什語、巴什基爾語、雅庫特語、卡拉勒勒帕克語、圖佤語、哈卡斯語、阿爾泰語、卡拉伊姆語等近30種，是中亞地區絕大多數民族使用的語言。突厥語族民族的文學是新疆及中亞各民族文學的主體。由于語言的關聯性以及長期受到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影響，突厥語系各民族的文學除了彼此之間相互交融滲透之外還與周邊的波斯、阿拉伯語族各民族的文學發生聯系，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關系。以柯爾克孜(吉爾吉斯)、哈薩克等為主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維吾爾、烏孜別克(烏茲別克)為主的農業定居文化是新疆及中亞地區文化所呈現的突出特征。

　　公元7世紀中葉，中亞地區遭到阿拉伯入侵，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較量，最終被征服。經過一段時間伊斯蘭教的洗禮，中亞的古老文化逐漸變成伊斯蘭文化的一部分而彰顯于世。而這時正是阿拉伯的阿撥斯王朝時期，因此中亞的伊斯蘭文化同阿撥斯王朝時期的阿拉伯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在阿拉伯人的統治下，阿拉伯語既是中亞的宗教語言，也是官方語言。中亞的貴族盡力學習阿拉伯語，學者們都用阿拉伯文撰寫各種科學著作或從事寫作。在9至11世紀時期，穆斯林世界用阿拉伯文寫作的很多著名學者都生長在中亞。[13]

　　二、古典文學成就

　　中亞文化一直被學界認為是伊斯蘭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受到阿拉伯、波斯文化影響，古代很多突厥語民族背景的中亞學者都是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進行寫作。值得重視的是，用阿拉伯語進行寫作的中亞學者在阿拉伯學術界所占的比重很大。比如出生在錫爾河畔對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進行廣泛釋譯，被譽為“東方的亞里士多德”，同時創作出《科學的起源》、《政治經濟學》、《音樂大全》、《論理智》、《哲學問題》等名著的哲學家、音樂家法拉比(公元870-950)[14];出生在布哈拉附近，一生致力于醫學、天文學、數學、邏輯學、物理學和神學研究，游走于波斯及中亞各地，著有《知識論》、《醫典》(5卷)等劃時代巨著，其著作成為當時全歐洲醫生們的教科書和行醫指南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伊本·森納(公元980-1037)[15];著有《兀魯伯天文表》，并在1428年負責建成當時世界上最先進天文儀器并編制出恒星表、行星運行表的天文學家穆罕默德·塔拉加伊·兀魯伯(1394-1449)等。其中，法拉比堪稱是9-10世紀中亞地區突厥語民族文化歷史上的思想巨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和和著名的文學家。他的足跡踏遍中亞、西亞等突厥語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精通阿拉伯語，因此其大部分著作均用阿拉伯語寫成。據統計他一生撰寫了近300部著作，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社會現象學》，《科學系統論》，《亞里士多德著作釋義》，《哲學問題》，《論詩歌藝術規律》等。他不僅是把希臘文明系統介紹到東方的第一人。通過他的注釋、翻譯，人們更加充分地認識了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和美學，東西方文化交流得以融合，相得益彰。法拉比不僅自己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同時他在詩學理論方面的建樹亦影響深遠。

　　除此之外，中亞地區還出現了出生在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古代巴拉撒袞城，于11世紀創作出著名的《福樂智慧》的尤素甫·巴拉撒袞(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以及與他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出生在喀什疏附縣，編撰出現存規模最大的古代突厥語詞典《突厥語大辭典》的著名學者麻赫穆德·喀什噶爾等。突厥語諸民族的文學包括自古以口頭形式流傳的民間文學和近現代以來迅猛發展，在世界現當代文學版圖上占據重要位置的作家文學兩個部分。在古代突厥語文學中《福樂智慧》和《突厥語大辭典》無疑是影響整個中亞地區突厥語文學的古代書面文獻。它們的價值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學的范疇，成為研究中亞地區各突厥語民族文化、歷史、哲學、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著作。“《福樂智慧》是突厥語書面文學中最著名的鴻篇巨制之一，是突厥語諸民族文化的一座高峰。將《福樂智慧》翻譯成各民族語文，從各方面進行全面的研究，對深入認識當今烏茲別克、哈薩克、維吾爾、土庫曼、吉爾吉斯、卡拉卡勒帕克等突厥語民族和中亞以及哈薩克斯坦文化的發展進程，對研究這些民族古老的稻的—倫理、美學特性，以及歷史和藝術、科學，都具有直接的意義。”[16]《福樂智慧》的故事情節生動而簡約，全詩通過四個象征性人物，“日出”、“月圓”、“賢明”、“覺醒”，的相識、共事、辯論、亡故等經歷，道出了人的責任和義務，在抽象的對白與論說中，把人們關注的人生、價值觀，以及對今生來世的不同觀點展示給讀者，涵蓋了十分豐富的內容。

　　成書于11世紀的《突厥語大辭典》是現存規模最大的古代突厥語詞典，共收錄突厥語詞7500條。全書共分三卷，兩個部分，638頁。第一部分是長篇序言，論述了地點編撰的起因，詞條的編排體例，文字結構，突厥語諸部的地理分布等。第二部分突厥語詞條以及用阿拉伯文對這些詞語的注釋。正像編撰者麻赫穆德·喀什噶爾在緒論中所言：“我將此書用名言、韻文、寓言、詩歌、英雄史詩和散文片斷加以修飾，并按字母順序專門列出。”[17]他在編撰詞典時，大量地以引用了自己親自調查的語言學資料以及書面文學、民間口頭文學的資料。其中收錄的詩歌有277首，諺語達216條，除此之外還有史詩、民歌、神話等民間文學資料。流傳下來的手抄本8卷，現存土耳其國家圖書館。抄本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發現，后來整理出版了印影本、鉛印本和土耳其文譯本?，F已有烏茲別克文、英文、俄文、德文等多種譯本。我國學者于1981-1984年翻譯出版了現代維吾爾文版三卷本，2002年出版了全書的漢譯本?！对~典》所收錄的豐富資料，不僅對研究突厥語民族語言重要價值，而且對研究突厥語諸民族的宗教、歷史、文學、地理、民俗等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18]

　　此后，在新疆及中亞絲綢之路上的突厥語族各民族開始出現文學繁榮發展的局面。主要代表性作家和作品主要有霍加·艾合買提·亞薩維(12世紀)的《警言集》。這部著作雖然伊斯蘭教的神學理念，但是其中不乏對當時達官貴人，宗教僧侶等上層統治集團奢靡生活的無情揭露和批判以及對勞動階層的同情，堪稱是哲理名言的集大成之作，對后世具有強大的警示作用。艾合買提·玉格乃克(12至13世紀之交)及其《真理的入門》。作品主要是對當時的社會動亂，道德淪喪給予了強烈的譴責和揭露，表達了作者對美好生活，完美人生的呼喚與追求?；ㄘ葑用?13至14世紀)的《愛情篇》是中亞地區書面文學中的第一部愛情題材的長篇敘事詩。通過男女雙方的10封愛情詩歌，以強烈的書情調歌頌了現實生活中真摯的愛情。那斯魯丁·布爾漢尼丁·拉勃胡茲(13至14世紀)的《先知的故事》共計72章，包括關于世界和人類的起源神話，關于先知、圣人及其弟子們的故事，關于民族起源、年歷月季傳說等三個方面的內容，是察合臺語的神話傳說文類之名著。此后還應該提及的文學家及作品還有穆罕默德·阿敏·赫爾克提(1634-1724)及其《愛情與勞動》，《古姆納穆詩集》，《喀什噶爾》;穆罕默德·埃布·薩拉依(18世紀)和他的傳世之作《花兒與百靈》;穆罕默德·薩迪克·翟黎里(1674-1759)及其《周游記》，《傳說》等詩作。[19]

　　在這一時期的絲綢之路文學版圖上還有兩個不容回避的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阿里舍爾·納沃依(1442-1501)，另一個是咱西魯丁·穆罕默德·巴布爾(1483-1630)。他們的作品應該說是當時中亞察合臺文學的典范。15至16世紀的文學家阿里舍爾·納沃依毫無疑問是這一時期的第一位文學大師。他們以其《四卷詩集》(又名《精意寶卷》)《五卷詩集(海米賽)》著稱世界，尤其以后者最為馳名，影響深遠?！段寰碓娂酚伞墩钡捏@愕》、《帕爾哈提與西林》、《萊麗與麥吉農》、《七星圖》、《伊斯坎德爾城堡》等5部獨立的長篇敘事詩構成，是中亞突厥語民族文學的經典。除此之外，阿里舍爾·納沃依還有《詩的真諦》、《兩種語言的爭辯》、《鳥語》、《韻律準繩》、《情之所鐘》作品流傳后世。巴布爾12歲時取得了費爾干納王位。他從河中故地被驅趕出去之后失去了費爾干納和撒馬爾罕，但是他最終為自己創建了一個帝國。1504年成為喀布爾的國王，接著于1526年又在印度締造了莫臥兒帝國。巴布爾你把自己的冒險經歷和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成就了一部真正的自傳體作品《巴布爾回憶錄》。這部作品拋開當時流星雨中亞的語修辭規范，辭藻華麗的波斯文學文風，用樸素、自然的純正文風營造出了察合臺自傳體文學的一代文風。巴布爾的詩歌也堪稱察合臺詩歌的典范。[20]

　　十九世紀以來，新疆及中亞地區也出現了具有世界影響的數位文學大師。維吾爾族詩人薩迪克(1725-1850)的《和卓傳》及其大量的抒情詩;凱蘭代爾(19世紀)的《凱蘭代爾詩集》;祖胡爾的《祖胡爾詩集》;尼扎里(1776-1851)的《帕爾哈德與西林》，《萊麗與麥吉農》，《麥赫宗與古麗尼沙》，《熱碧雅與賽丁》，《解脫與糧食》;孜雅依(18-19世紀)的《憂傷與訓言》，《麥斯武德與地里阿拉》，《瓦穆克與烏茲拉》，《四個托缽僧》;艾里畢(1802-1862)的《艾里畢之書》，《拜赫然木與迪里阿拉姆》;毛拉畢拉勒(19世紀)的《格則勒詩集》以及《長帽子玉素普汗》，《納茲古姆》等長詩;薩迪爾·帕勒萬(19世紀)和翟杰里(1856-1925)的詩歌等都堪稱是那個時代維吾爾文學的標志性作品。1845年出生于哈薩克斯坦青格斯山區的阿拜·庫南巴耶夫不但是哈薩克族杰出的民間歌手“阿肯”，而且是近代哈薩克族的啟蒙詩人、教育家、思想家和音樂家。他留存在世的作品總共有詩歌250首，長篇敘事詩3部、哲理散文“阿克利亞”45篇以及大量的音樂作品。他作品數量雖然不多，但是在哈薩克近代文學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主要通過具有深刻思想內容和藝術魅力的詩篇，喚醒了自己沉睡的民族，振奮了民族精神，為創建哈薩克詩歌理論體系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新的詩歌形式。此外，他還翻譯介紹普希金、萊蒙托夫、克雷洛夫等19世紀俄羅斯文學，是哈薩克歷史上文學作品翻譯和再創造的典范。[21]

　　除此之外，18世紀的哈薩克詩人哈布爾·吉繞(1693-1787)、塔提哈拉(19世紀)、闊鐵西(1745-1818)和馬哈姆別特·吾鐵慕斯(1804-1846)，柯爾克孜(吉爾吉斯)詩人卡勒古勒(1785-1855)、阿熱斯坦別克(1824-1878)和毛勒朵·克里奇(1875-1917)，烏茲別克詩人穆尼思(卒于1852年)，卡拉卡勒帕克詩人阿吉尼亞孜(1824-1878)、博爾達和(1827-1900)等也都是這一時期重要的詩人。從這一點我們也不難看出，一直到20世紀，詩歌一直都占據著中亞和新疆各民族文學毫不動搖的統治地位。

　　三、現代文學的交流

　　“過去那種地方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生產是如此，精神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文學。”[22]20世紀初，隨著國內“五四”運動掀起的“科學”、“民主”思想以及十月革命以后前蘇聯多民族社會主義文學的影響，與我國多民族文學一樣，新疆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先決的社會歷史因素，各民族的作家詩人們在20世紀上半葉開始掀起了學習前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高潮，甚至在創作中模仿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和詩人們也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狀況至今還在延續(文革前后時期除外)。前蘇聯俄羅斯文學的優秀傳統通過民族文字的翻譯在新疆各民族之中傳播，跨界民族中出現的前蘇聯著名作家詩人們的作品更是直接地受到新疆各民族文學的追捧和效仿。這種影響首先是通過前蘇聯出版的母語文學的大量涌入，其次是通過很多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年輕人紛紛前往前蘇聯求學而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僅就當時前往前蘇聯學習，后來成為新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學領軍人物的作家而言，維吾爾族作家兼政治家賽福鼎·艾則孜、著名的愛國主義詩人阿布都哈里克·維烏爾、黎·木塔里甫、維吾爾族當代小說的奠基者祖農·卡迪爾等，中國哈薩克族新民族主義文學的開拓者和代表性人物，愛國詩人唐加里克、阿合特·烏魯穆吉、努爾塔扎·夏利根拜、克孜爾·阿米爾別克、艾斯卡爾·塔塔乃、尼合邁特·孟賈尼等，柯爾克孜族語言學家，當代書面文學的奠基人阿布德卡阿德爾·托合托諾夫等都曾先后前往塔什干、阿拉木圖、喀山等地的高等院校學習，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教育和前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熏陶，回到新疆之后都成了代表各自民族的新疆多民族文學的標桿式人物。

　　縱觀新疆多民族文學與中亞前蘇聯文學交融互動，20世紀中亞文學的代表性人物，如吉爾吉斯詩人克托古勒·薩特勒甘諾夫(1864-1933)、阿勒庫勒·奧斯曼諾夫(1915-1950)、阿勒·托孔巴耶夫(1904-1988)和作家圖果勒拜·斯迪克別科夫(1921-1997)、欽吉斯·艾特瑪托夫(1928-2008)，烏茲別克作家阿依別克(1905-1968)、古里亞姆(1903-1966)，哈薩克族作家和詩人薩坎·塞弗林(1894-1936)、撒比特·姆卡諾夫(1900-1973)、穆赫塔爾·阿烏埃佐夫(1897-1961)等對我國新疆的柯爾克孜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烏孜別克族等各民族作家詩人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吉爾吉斯作家欽吉斯·艾特瑪托夫的小說作品在文學的受歡迎程度以及對各民族文學創作的啟發性方面講，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影響力。

　　哈薩克作家穆赫塔爾·阿烏埃佐夫在哈薩克斯坦被稱為是“阿拜第二”。如果說19世紀哈薩克詩歌的巔峰是阿拜，那么20世紀哈薩克文學的頂點便是穆赫塔爾·阿烏埃佐夫。他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哈薩克族現代戲劇創作的開拓者。他所創作的《電閃雷鳴》(1934年)、《阿依曼和喬勒潘》(1934年)、《蘋果園中》(1936年)、《闊步蘭德》(1945年)等都是哈薩克戲劇的經典作品，在前蘇聯曾產生廣泛影響。他的小說創作也是現代哈薩克文學的一筆寶貴財富，其巔峰之作為長篇小說《阿拜之路》。這是哈薩克族現代文學中第一部具有世界影響的小說，曾于1949年(第一部)和1959年為作者贏得蘇聯國家將和列寧獎，并曾被翻譯成全世界70多種文字，發行至世界100多個國家，成了世界傳記小說的經典。值得注意的是，阿烏埃佐夫不僅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大量地吸收和運用了民間文學資源，而且對民間文學還進行了深入地研究。他所撰寫的有關柯爾克孜族《瑪納斯》史詩的研究論文至今被人們津津樂道。

　　2008年駕鶴仙逝的吉爾吉斯斯坦著名作家欽吉斯·艾特馬托夫更可以說是20世紀下半葉從中亞草原冉冉升起的一顆文學巨星。他在自己的創作中吸收吉爾吉斯(柯爾克孜)民間文化的豐富營養和史詩般的宏觀思維視角，給當代世界文學注入了獨特而神奇的中亞文化因素，是前蘇聯文壇上贏得世界聲譽的文學大師。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靈活而充分地運用吉爾吉斯神話傳說和民歌，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在現實生活和充滿幻想的神話世界中穿梭，尖銳的現實生活矛盾和動人的神話在作品中相互交融，給人以藝術享受和啟迪。在前蘇聯作家中，他是唯一一個先后三次獲得蘇聯國家獎的作家。1958年以中篇小說《查密莉雅》一炮打響，走上了前蘇聯文學的最高殿堂。小說被法國作家路易·阿拉貢譽為是“一部描寫愛情的空前杰作”。1963年，《查密莉雅》、《我那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駱駝眼》、《第一位老師》結集成《草原和群山的故事》出版并獲得當年列寧獎。中篇小說《永別了，古里薩雷》獲得1968年蘇聯國家將。1977年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劇本《白輪船》獲得蘇聯國家獎。長篇小說《一日長于百年》于1983年獲得蘇聯國家獎。除了上述大量的獲獎作品之外，作家的其他重要作品還有中篇小說《花狗崖》、《早來的仙鶴》、《雪地圣母》、《成吉思汗的白云》以及長篇小說《斷頭臺》、《卡桑德拉的印記》和《高山崩塌》等。他的作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滲透著人道主義精神，表現出濃郁的民族特色和人性美的特征。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世紀90年代的統計他是當今世界上擁有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其作品被譯成世界170多種文字，總發行量超過5700萬冊。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多次獲得世界各國的多種文學獎、哲學獎，并于1983年被推選為設在巴黎的歐洲科學、藝術、文學院院士。

　　他們對于新疆各民族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被譽為“維吾爾當代小說奠基人”的祖農·哈迪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他從小就喜歡閱讀高爾基、契訶夫、穆赫塔爾·阿烏埃佐夫等文學大師的作品，并且在創作上也深受他們的影響。生活在20世紀下半葉的阿不都熱依木·烏鐵庫爾、克尤穆·圖爾迪、阿不都熱合曼·卡哈爾、庫爾班·巴拉提等很多知名的維吾爾族作家和詩人們也都指出在自己的創作當中不同程度的接受了俄羅斯—蘇聯文學的啟發合和引導。尤其是20世紀末的20多年里，在維吾爾文學中掀起了一股“艾特瑪托夫熱”。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人與自然”、“人性探索”、“宇宙思維”、“文化反思”等思想深深地感染了許多維吾爾中青年作家，由此而出現了維吾爾文學、哈薩克、柯爾克孜族中“回歸自然”、“保護自然”、“文化反思”為主題的大量作品。從維吾爾作家祖爾東·薩比爾的《塔里木河不能倒流》，穆罕默德·巴格拉西的《瘸腿的鹿》，托乎提·阿尤甫的《狼母》，艾合坦木·吾買爾的《生蛆對的澇壩》，亞森江·薩迪克的《沙漠》，艾則孜·薩烏提的《狼崽藍眼》;哈薩克作家蘇丹·張波拉托夫的《獵嬌昆彌》，朱馬拜·比拉勒的《少婦》、《山頂上的事情》;柯爾克孜族作家熱斯別克·奧罕的《大象的眼淚》，阿曼圖爾·阿布德熱蘇樂的《青鬃狼的后裔》等都可以看到艾特瑪托夫的影子。

　　當然，進入21世紀的新疆各民族文學已經逐漸進入了自己的成熟期，出自各民族作家詩人之手的優秀作品也已經得到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的讀者的歡迎，大量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中亞各國文字出版，隨著改革開放的形勢不斷深入，中國新疆各民族文學和中亞各國文學的交流已經進入了全方位，大面積發展的時代，我們期待這隨著“一路一帶”政策的不斷推進，沿絲綢之路各國各民族的文學交流必將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時代。

　　[1]　本文是2013年度國家社科金重大招標項目“柯爾克孜族百科全書《瑪納斯》綜合研究(13&ZD144)”的階段性成果。

　　[2]　阿地里·居瑪吐爾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3]　[美]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張巽譯，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頁。

　　[4]　馬大正、馮錫時主編，《中亞五國史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4頁。

　　[5]　[美]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張巽譯，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頁。

　　[6]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荀春生、朱繼征、陳國梁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364頁，1985年。

　　[7]　馬大正、馮錫時主編，《中亞五國史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3頁。

　　[8]　《中亞文明史》第一、第二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2年1月版。

　　[9]　《中亞文明史》，第二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2年1月版，第2頁。

　　[10]　薛宗正《突厥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4月版，第86頁。

　　[11]　馬大正、馮錫時主編，《中亞五國史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頁。

　　[12]　H.札巴羅夫、G.德列斯維揚斯卡婭，高永久、張宏莉譯，《中亞宗教概述》，蘭州大學出版社，蘭州，2002年，第37頁。

　　[13]　王治來《中亞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烏魯木齊，2004年2月版，第35頁。

　　[14]　全名為：穆罕默德·伊本-達爾汗·埃布-納賽爾·法拉比。

　　[15]　全名為：阿布·阿里·伊本·森納。

　　[16]　[前蘇聯]阿&middot;耶戈烏巴耶夫：《哲人的芳名和學者的著作流傳千古&mdash;哈薩克文<福樂智慧>哈薩克文譯本序言》，夏里甫汗譯，轉引自《<福樂智慧>研究譯文選》(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8頁。

　　[17]　麻赫穆德&middot;喀什噶爾：《突厥語大辭典》，校仲彝等漢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頁。

　　[18]　參見阿地里&middot;居瑪吐爾地：《<突厥語大辭典>與突厥語民族英雄史詩》，載阿地里&middot;居瑪吐爾地：《口頭傳統與英雄史詩》，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

　　[19]　參見阿布都克里木&middot;熱合曼主編：《維吾爾文學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09-428頁。

　　[20]　參見《中亞文明史》，第5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6年，第607頁。

　　[21]　見哈拜：《哈薩克阿肯》，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鄭振東：《阿拜&mdash;哈薩克草原上的北極星》，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阿拜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等。

　　[2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4-355頁。